新冠疫情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在线教育探索热潮，其中，中国率先进入到全国性的、全体系的在线教学实践中去，并较为平稳地保证了正常的课程教学秩序，以及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学位论文答辩等重要环节，得到广泛认可。这么大规模的在线化迁移，虽然有应急权宜的被动成分，但是在线与线下教学的融合，即使疫情缓解后也应有所体现甚至得到更大发展。但是，这一点，是否在教育界引起了足够的共识，以及是否能够由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落实，其实是有疑虑的、不确定的。在五月份多数地区疫情缓解后的返校复学工作中，常常见到的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态势，院校、教师，也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及时进行在线教育教学的总结、升华、进化，这是让人觉得痛惜并可以改进的情况。

如果说，在传统的线下以教室环境为主的教学能够正常进行时，慕课等在线教育创新，轰轰烈烈过，也有过低落，总给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故意”，那么，2020年疫情爆发带来的校园封闭、社交隔离恰好构成“而今识尽愁滋味”，在线教学从探索性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受迫性创新”让教师们在“干中学”，接受了一次全方位、全覆盖的在线教学培训，学生们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课一代，一些概念被重新定义，比如出勤率、报到注册、在校生、全日制、蹭课旁听、课上发言、课上走思等。

研究生复试这次采用线上方式并有效地保证了身份认证与安全保密，许多非全日制的考生甚至能够选择考试时间、感受到对他们的正常工作的尊重，更大范围的老师参加到了复试工作中去，问的问题也更加细致全面；学位论文答辩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研究是否得到认可，也是在更大范围内研究成果和过程得到公开并接受学术诚信的检验，更有利于让学生把三到四年的专精、深入、前沿的创新研究向更多同行请教、传播，有利于创新链条的加速和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共享，避免了过去小范围几个人“闭门”进行论文答辩的一些缺点。

不管是教学，还是答辩与面试，教育主管部门在统筹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做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上的灵活变通，及时有效地激励和保障了院校和师生的参与，收获了全国范围较高水平的在线教学质量，值得特别表扬。但这仍不能算是一种“抗疫红利”[1]，除非我们在疫情缓解但仍会常态化防疫的今天，能够制度化、常态化这些进展和成果，能够把师生付出的努力、教育主管部门的相机政策正常化、正规化、正式化，将那些教学过程的宝贵素材转化为线上慕课或未来课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教师的信息技术规范要求提高到疫情中的水平，将已经模糊了的线上线下概念进一步各取所长、有机融合，从“雪中送炭”到“家常便饭”。那么，围绕这些目标我们的高校应该做什么，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院校应该鼓励什么呢？

第一，积极探索 “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高校教学。

坚定不移、加快步伐地将不同组织形态的在线教学与线下教学融合创新，是未来高校教学的“新常态”，这包含了个体与群体在教学设计、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创新，包含了应对不同场景和需求的教学模式创新等，还包含了教师、学生群体经过疫情期间在线教与学的实践培养，对多种不同教与学方式的新需求；而从教学管理部门的角度看，这些新需求是合理的，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的。“后疫情”时代并非指防疫完全解除、疫情完全消失，而是指的经历了这一场全球疫情挑战后的阶段。而“新常态”下的高校教学，则要满足几个特征：一是能够满足渴望通过线下进行面对面交流、“灵魂与灵魂”（soul to soul）间互动的师生的需求，二是能够满足渴望、偏好或者不得不在学习的“空间”、“时间”上更加拥有弹性的师生的需求，三是能够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开展学习的学生提供几乎相同质量却更各扬其长的教学。这是一种全新的“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场景，是对“大学、校园、教室、课堂”的全新认识。

疫情中来自一线师生各显神通的许多创造性的在线教学尝试，丰富了我们对教学形态、教与学实现方式的认识，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技术融入教育的各种可能性，比如有些学生认为在线教学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节省了参与课程教学的通勤时间；有些学生认为“可回看”“可快进”的在线内容，增强了他们对学习的“控制感”，等等；无论什么因素，都需要我们的制度设计审慎考量并高度重视这种疫情初始自上而下，后续自下而上的变革动力，鼓励和支持教师、学生的主动构想、创造和从现在开始实践探索未来的教育机构和教学样貌。

第二，持续加快以慕课为代表的“异步”在线教学资源建设。

疫情中虽然大量的同步教学场景受到了关注，也收到一定成效，但也让教与学双方更深化了对于同步、异步各自优势的理解。动辄同步学习，并非必要，是另一种对于教学的局促约束。疫情也集中暴露出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学习资源总量上的严重不足与学科和层次上的严重失衡。

以慕课为代表的“异步”资源乃至教师根据教学设计，提前录制的部分“精要”教学内容，首先，为种种原因客观上无法跟随教师进行实时互动学习的学生创造更多便利；其次，“异步”的资源为后续学生在“课堂内”（无论线上线下）开展更高阶学习创造了更多条件；再次，不同学习内容的“异步”与“同步”设计，需要每位老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同一门课程不同教师会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同一门课程同一位教师每一轮都可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这终将呈现我们期待的“百花齐放”的教学创新。

本次疫情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契机，让我们认真审视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内涵——什么是“精品”（在线）课程。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概念，对其刻板的认识阻碍了我们课程数量的增长以及我们对什么是好的在线课程的认识。这次疫情迫使我们从教师的“播音范儿”，从制作的“美轮美奂”中解放出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减轻老师们参与课程建设的精神负担和不必要的时间、精力投入，制作成本降下来，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下让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并体现出互联网众创的精神与优势。

以清华为例，金岳霖逻辑学讲席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魏达格（Dag Westerståhl）教授就率先将其在线直播课程内容编辑成了一门慕课；药学院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药物研发的工作，利用会议软件录制课程，迅速向世界分享了进展，并持续更新内容；类似例子还很多。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学习者好学易用收获大的角度来看在线课程的内容及其建构，来探讨什么才是精品课程，而不是“成本”、“形式”、“制作”等。这一点，教师要思考，学校要思考，制定政策的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思考。

第三，着力构建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体系。

疫情期间的全体系在线教育，为我们近乎全体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升，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无论“主动”亦或是“被动”，引领或是跟随，我们的教师团队（包括助教）都近乎在“一夜之间”熟悉了多种在线教学工具（软硬件）。此外，部分教师尽管学会了使用会议系统、智慧教学工具等一系列技术软件，但很多仍然是浅尝辄止，能用即可，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所开展的在线教学仍然是线下教学在互联网上的简单复制，并没能充分发挥在线的技术优势，实现传统面对面教学难以开展的环节，技术与教学仍然是“割裂”开来的两层。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对工具的逐渐得心应手与深刻理解，显著影响着大量教师对在线教学更加积极的态度，并诱发其利用各类工具推动各种形式的在线教学创新。伴随疫情的尾声，对新的工具的尝试，对新的技术的应用不应当就此停步，而应乘胜追击，更上层楼。未来，线上线下充分融合的在线教育需要教师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这就需要高校设计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体系，将其作为每一位教师的“必修课”，让全体教师充分认识到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是高校教学“新常态”下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为在疫情中已具备较高信息化教学认知与实践“势能”的教师、助教群体，创造政策条件、氛围环境增加推动力，增大其“动能”，并付诸实践。

第四，在线教育助力高等教育加速走向国际。

本次疫情向我们展示了在线教育的优势之一是能够较低成本地推动教育教学的国际合作，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时空距离，某种意义上大大降低了国际合作的环节与门槛。教学管理部门，应当充分鼓励将这一优势发挥在课程建设当中，促进跨国校际间“异步”、“同步”在线课程建设的合作，由点及面，由课程到人才培养，并通过在线教育的国际合作持续推动教育教学创新。

2020年4月10日教育部启动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建设项目，学堂在线国际版于4月20日正式发布，未来还有更多的平台会加入。国际平台建设要有更长远的战略布局。从应用角度来说，我们要不断创新教学形态和教育模式，初期可能是提供课程学习服务，未来逐步扩展至证书项目，乃至探索在线学位项目，提供中国特色高水平的教育内容。此外，要吸取中文慕课平台建设的经验和不足，不求面面俱到而要重点着力于成建制课程的建设。国际平台上的课程一方面服务于广大海外学习者，另一方面更要服务于我国高校求学的国际学生。从一开始高校就要有更全面系统的规划，突出我国高校的优势专业，在优势专业基础上建设成建制、成系列、分层次的专业课。

中国的大学AP课程，包括历来有教学优势的中学STEM课程，也可以考虑借船入海，利用国际平台，进入到各国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享有盛誉的中国中学生的数理训练，如果克服语言障碍（平台提供英语、西班牙语等流畅讲授），增加学生学习等级的台阶更加循序渐进，并辅之以对承担翻转课堂辅导助教的在地教师的培训提升，则完全有可能走入国外寻常百姓家，润物无声地影响更大范围的国际青少年。

第五，高度重视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在线教育研究。

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在线教学形成的数据，对“精准”把握教学成效，“精细化”教学设计，有的放矢地对教学进行改进并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帮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信息技术为教育教学赋能的又一大核心优势，这种数据展示的“教与学的成效”，将成为平时教学的重要“遗产”加以保留与更加充分地应用。

以雨课堂这一个平台上的清华数据为例，在线教学第一周师生互动仅此平台就已经达到了54万次。截至5月24日，在荷塘雨课堂平台上全校就总计完成课程近2.7万场次，课堂出勤率超过93%，课堂互动包括215万次的课堂答题、109万多条课堂弹幕、5.6万多张课堂投递纸条；此外，每个学生观看视频、学习课件、参与答题的详实记录，帮助了我们的教师、研究人员、教学管理工作者从多个角度“近距离”地更为科学地考察我们的课堂内外教学；这都是难得的学习数据，当前和未来都可能不断揭示出越来越多的以前不为人知或不经意间忽略掉的重要教育教学规律。无疑，在政策制订中，要充分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积累教学数据、分析教学数据并应用教学数据指导实践，用更加科学的手段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效果。更长远地看，学习数据也可以进化为职业发展数据、人力资源数据而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

第六，抓紧适应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全社会共同学习的“新基建”机遇。

疫情带来的大范围全体系在线教学，让我们有了一次重新思考什么是教室，什么是校园、什么是学习环境的宝贵机会。全体系的在线教学背景下，教室、校园不再是唯一提供正规（formal）教育的场所，平时作为“锦上添花”的在线教学平台、智慧教学工具成为了“雪中送炭”，但更应当成为“家常便饭”，让正规教育过程得以依托互联网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延展。

但疫情中，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地区支撑在线教学的基础设施差距巨大，这也构成了数字鸿沟，影响着教育平权。技术不只是技术，作为极为基础的公共产品的教育的可得性，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阶层平等、持续稳定。后疫情时代，搭建并不断完善功能丰富，能够助力教师开展各种类型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创新的“新基建”将成高校乃至国家的必选项。

本次疫情还让我们看到实验类需要学习者动手的课程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学生能否在线开展公平公正的考试也成为了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疫情作为推动力，加速了虚拟实验室、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在线考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等技术的持续探索和不断深化，支撑更高质量教与学的信息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疫情期间许多在线教育平台就已经进行了多次大型的更新迭代，几乎每周都会进行小型的更新迭代，以回应激增的需求。疫情缓解，暂时的需求回落，有可能会让进一步技术更新升级的动力下降。这就需要顶层设计、长远谋划、未雨绸缪。全国范围，高校（也包括基础教育机构）要倡导并鼓励教师结合自身课程需求，打开思路，创新教学设计，尝试多种工具，探索构建“蕴技术”（Rich Technology，科技含量高、科技融入度高）的新型的教学场景。

第七，持续发挥在线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积极作用。

促进教育公平是在线教育的使命与优势之一，在抗击疫情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检验。疫情期间，清华大学300余门慕课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并主要通过雨课堂克隆班，向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新疆大学、太原理工大学、青海大学共6所兄弟高校驰援了32门课程，共36个克隆班，辐射师生3380人次。此外，新疆大学另有452名教师加入清华115门课程克隆班，参与学习。不同国家之间的高校常有访问学生计划，但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院校之间甚至同一地区院校之间的学生，却一直缺少共同学习的机会，疫情中的在线教学提供了非常可喜的探索，也并没有伤害到注册学生的权益，并展现出了包容性教育的美好之处。

无论是共克时艰应运而生的创新性探索，还是利用在线进行纯面授教学无法实现的教学模式，来推动优质资源的广泛共享，都为未来采用更加多元化的在线教学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充分利用在线教育促进跨校间教育教学的合作，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政策制订与顶层设计上，如何利用“异步”教学内容，“同步”校内在线教学的开展，“自然而然”地促成跨校间的教学合作，践行高校的社会责任，是每一所高度重视在线教育工作的学校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教育公平还包括克服数字鸿沟的挑战。我所提出的众器原则，是专门针对重器（充分应用最新硬软件技术，甚至是独家探索性技术，在平台端和用户端都追求资源尽显其能，以提供超乎用户期待的体验、超过竞争产品的效果）而言的，追求在设备、平台及服务上让基本民众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完成教学任务也够用。在客户端以及传输渠道的技术要求上，体现的原则是：够用、精益（lean），以是否保障学习的平等性、敏感于并致力于应对现实存在的数字鸿沟作为技术运用的出发点，力求提供你所面对的所有学生以均等的学习机会，并使得他们学习的质量，不会因为网速不够快、设备不够先进、资源不够充足而受到损害，他们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更好的学习者。

第八，用制度化的改革来夯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应对危机挑战的鲁棒性。

疫情中，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研究生招生在线复试实践的顺利实施展示了我国高校迎难而上快速反应的良好风貌。以清华大学为例，大胆尝试网络远程复试，仅5月7日－17日就进行了230多场硕士生复试，约2800名考生以远程方式参加了复试，考试后的师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考生对本次在线复试考核体验良好，教师也表示了一致认可。本次在线面试是我国研招人才选拔科学领域一次重要的大规模实践活动，将对未来打通国际国内人才选拔、深入研究人才选拔科学规律产生深远影响，需要趁热打铁继续开展在线人才选拔的研究和实践。

疫情中许多高校都为毕业生提供了进行网络论文答辩的便利。在线答辩的方式，为远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师生提供了线上“见面”的机会，而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和规范程序，则进一步保障了学位论文答辩的严肃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以清华为例，利用在线答辩方式，2020年3月、5月共组织2批共计4000余名毕业生完成在线答辩，这一“变通权宜”方式得到师生比较高的评价。

疫情中在线答辩方式的探索和实践，对于高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确保答辩合法、有效且对学术水平严格把关的前提下，主动突破现有制度上的限制，将在线答辩作为一个“常规”的合法、合规的选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于未来一段时期内仍无法返校的国际学生以及邀请了身处国外的答辩委员的答辩会，在线答辩仍将是保证一切顺利进行下去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对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为联合培养学生、联合授予学位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后疫情时期，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研究生选拔的指导性文件进行修订，把网络远程的方式作为一种正式的考核方式选项固化下来，在公平性的前提下，为不便到场的个别学生或者一些特殊项目和环节提供可能方式；对网络远程复试中规范化下来的标准程序进行凝练，形成工作程序和提示语模板，提高考核过程的规范化水平；对评委的提问、质询、评述等行为进行总结，把共性的做法进行梳理，形成人才选拔的规律性方法，为未来不依赖于具体形式的各种考核提供参考。

以上八个方面，都是抗疫期间中国高校教育教学的成功实践，饱含着师生的巨大努力，体现出教与学两方所闪耀着的创新精神，值得高度肯定。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仅满足于疫情期间的高效平稳运行，而着眼长远做好夯实入常、制度建设的工作，我们将有很大机会转化“抗疫红利”为中国在信息技术支持基础上的教育范式升华的巨大优势。特别地，如果我们对比绝大多数外国院校，在疫情中各自为战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仓促上阵缺乏全国范围的成熟平台，仅靠会议软件支撑下的线上教学的一过性（几乎没有学习数据的积累），对于接下来疫情不能消解后教学安排的焦虑与混乱，以及学术招聘市场的暂停造成学术失业严重，等等，则“抗疫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拥抱新技术革命实现教育方式的转型升级上，会体现出先发优势并引领全球的教育变革。

这就意味着，不能疫情缓解后一了百了，回归故态，而是片刻也不能将息，“宜将剩勇追穷寇”，打好疫情缓解后的在线教育等创新实践的夯实入常仗、制度建设仗！胜势转化为胜局，战机绝不可错失。

[1] 所谓“红利”者，盖指初始并非主动而故意、却事实上客观受益的情形。“抗疫红利”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多方面，本文仅就为完成好疫情期间教学任务、教育工作而被迫采取的许多相机应变做法，如作为教育领域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创新而常态化，则能让一过性的危机应对转化为长期受益的改革机会。

（作者：杨斌 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原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年03期